李弓

　　我将於我的悲剧结束以后，再把这个整理出来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——巴尔扎克

　　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不是一篇纯粹的鉴赏文章，而更像是一篇读书心得。因为我没有从作品的谋篇佈局或巴尔扎克的写作技巧等角度来谈，我更注意的，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，及其给我的震撼。有时候，我觉得这样反而更接触了作品的内核，因为写作技巧是可以练出来的，而蓓蕾在作品中的那种精神，却是只能是作者本人独有。从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，我看到了巴尔扎克的影子。诚如茨威格所说，这些作品“的确表现了一种极大的喷发出来的力量，这力量，不断的喷射出一大堆由人性，与人类命运，外在景物，意念与梦想所组成的火热的东西。”　
　　“他们的青春”来自於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在其代表作《高老头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在内心长大的儿童往往有些清新雋永的念头，像绿荫一般荫庇他们的青春。”
　　他们，指的是从乡下到大城市里来念书的欧也纳·特·拉斯蒂涅为典型的年轻人群体。他们有著共同的特徵：
　　身为学生，手头拮据，却向往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；他们渴望成功与爱情，而对社会的一无所知的天真和社会人心的险恶黑暗，往往又使他们的行为偏离成功和爱情的本质，他们视拥有一个女子的爱为一种成功，但为了获取各种成功，他们又可以抛弃爱情；他们有大於一般的热情和衝动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而当真正接触罪恶的边缘时，他们尚未泯灭的良知和人性又焕发出迷人的光采；他们拥有青春，青春使他们美丽而富有朝气，也正因为青春，他们显得迷茫和手足无措，这种矛盾的性格衝突，在大师如椽的笔下，形成了一道迷人的光芒。
　　欧也纳在《高老头》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恰如序中所说，“倘没有他的有趣的观察，没有他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，我们这故事就要缺乏真实的色彩。”在高老头的悲惨事件中，欧也纳一直是事件的介入者或旁观者，乃至晚年的他在《高老头》中一直扮演著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。　
　　欧也纳家境贫寒，经过一番苦读，他考进了巴黎的一所大学。然而在巴黎，面对梦之都的五光十色，他迷失了。他去学会规矩、谈吐，把京城特有的娱乐搅上癮”，“一样一样的入门以后，他就脱了壳，扩大眼界，终於体会到社会的各阶层是怎样交错起来的。於是，“大太阳的日子，在天野大道上辐輳成行的车马，他刚会欣赏，跟著就眼红了。”
　　几千年后，在中国，也有一位作家（余秋雨）这么描述过长安街上的大学生：“京都太嘈杂了。而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，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。结果，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，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。”
　　这美丽的一面，“使他对於权位的欲望与出人头地的志愿，加强了十倍。”虽然，他也有过片刻的动摇，“想没头没脑的用功”，但终究，梦想照不进现实，现实的名利比虚幻的理想诱人的多，实际的多。於是，他行动起来了，向母亲和妹妹讨取家中的血汗钱用来打扮自己的装束，通过拐弯抹角的关係攀上了权贵，以爱情为阶梯躋身於上流社会，甚至想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一个魔鬼式的人物——伏脱冷。
　　到最后，高老头——一个李尔王式父爱的典型——的人生悲剧给他敲响了警鐘，他的良知在故事结尾重新焕发，给整部笼罩著浓重的悲剧色彩的作品涂上了一道亮色：
　　拉斯蒂涅从公墓远眺著巴黎上流社会的灯火，然后气概非凡地说了一句：“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!”
　　带著满心的好奇，我走近欧也纳。我发觉，他有过的困惑，我也曾有过，他有过的痛苦，我也曾有过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这些也曾令欧也纳辗转难眠。
　　殷海光先生曾动情地说：“半个世纪以来，该有多少青年在学校时怀抱高远的理想要改造社会。可是，等到他们一踏进社会的门，不消五年，他们不仅没有改造社会，而且多被社会改造。对於社会种种的黑暗，他们起初还有点难过，可是日子久了，就见怪不怪。这样一来，为了现实的生活，大家也就将就下去。这一将就，一辈子也就将就过去了。这种情形是中国社会文化里的一个最深悲剧。”巴尔扎克笔下对巴黎社会的描述，在中国找到了注脚。
　　现实，难道就意味著吃喝拉撒和玩乐么吗？六十多年前，经济学家丁·凯因斯无奈地说，“至少在一百年内，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，恶就是美：因为恶实用，美不实用。”
　　一个“实用”，让多少人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让多少人在坐上小轿车、享受著家庭影院的快乐、吃著汉堡的同时，减轻甚至丢掉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价值。《圣经》说得好：“当一个人得到整个世界，但失去了灵魂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受益何在？”　　
　　在毛姆的笔下，一个年轻医生可以放弃四万英镑的年薪、一个漂亮的妻子和一个高贵的爵位，只因为在出海时他看到埃及的亚歷山大城，瞬间的强烈感觉冥冥之中告诉他，那就是他餘生要呆的地方。
　　在路遥的笔下，一个青年可以为了十年前一个蒙古女孩的一次无声的回眸，而毅然放弃了现有的铁饭碗千里迢迢跑到边疆去找她。这一切，都能用“实用”来解释吗？
　　的确，“对形而上的拒斥，使我们已习惯了把纯粹的善称为‘乌托邦’，习惯了把不能实证化的东西统统叫作‘无用’”，但是，“如果只有‘实际’而没有‘梦幻’（乌托邦），人类还可能存在到今天么？有谁见过完善和纯粹？但有谁能否认这子虚乌有的东西对推动人类歷史的贡献？”
　　我感谢巴尔扎克，经歷了十年的摸索，当他发现他真正的事业乃是做一个当代的歷史家，给那个畸形怪状的，自称为巴黎，法兰西，或者世界的有机体做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，做画家与医生，做审判关於文学创作者时，他找到了他运用自己巨大能力的目的，他找到了自己，同时，他也帮助了无数的青年找回了他们的自己，他们的青春。他们的，巴尔扎克的，我们的。这段美好的青春，巴尔扎克曾走过，欧也纳们也曾走过，而我们，正在走。
　　一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已驾鹤西行，而他睿智的微笑留给我们的，是一段正在回响的空穀足音：　
　　“崇高的理想、凝重的节操和博大精深的科学、超凡脱俗的艺术，都具有非商业化的特质。强求人类文化的精神去符合市场价格的规则，会使科学和文艺都是世俗化，丧失进步的可能和希望。”